余光中先生，1928年生于南京，祖籍福建永春，21岁时离开大陆到台湾，就读于台湾大学外文系。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德语等多种语言，翻译作品极为丰富。他“左手为诗，右手为文”，有诗集《舟子的悲歌》、《白玉苦瓜》、散文集《左手的掌纹》及译著等近四十种。他被台湾文艺界尊称为“诗翁”。惊悉余先生2017年12月14日在台湾病逝，寄荃堂特刊发2010年侯军和同事刘静采访余光中先生的两篇文章，表达对余光中先生的深深悼念之情。
沧海桑田即乡愁
（2010年）8月25日晚，满头白发的著名台湾诗人余光中现身大型诗乐晚会《深圳梦典》的舞台，用诗歌将这个属于鹏城而立之年的夜晚变得意义深长不同凡响。这是余光中先生第二次来深圳，他第一次来深圳是在三年前，他应邀在读书月期间登坛演讲。当时，深圳特区报记者曾与余光中先生就散文创作等话题进行了一次对话，而此次来深是为诗歌而来，于是，我们的访谈也自然而然地转向了诗歌。
余光中回忆说，“我一生经营四大文类：诗歌、散文、评论、翻译，我把这称作自己的四度空间。而最早出道的，是诗歌。我的第一首诗《沙浮投海》写于南京，当时只有20岁。”老人家声音不高，思路敏捷，语言清晰，娓娓道来，于是，一位老诗人与诗相伴60多年的诗意人生，就此旖旎铺展开来。
2010年余光中再到深圳。
2010年，侯军专访余光中。
诗歌有国界
记者：余先生，您是学外语出身，精通西方诗歌，同时对中国古典诗歌造诣极深，那么，您在诗歌创作中是如何把握中西方语言的差异呢?
余光中：西方语言中代名词、介词很多，中文比较少。而且西方文字常常使用表示身份的字眼。中文说“我吃素”，只是一个短句；而比较西化的人会说“我是一位素食主义者”。像生物学家、宇航员这样表达身份的字眼，西方特别多。所以西方语言名词多，中文在这种场合一般不会用名词。“我吃素”，侧重于动作的表达。我自己写诗，也翻译了很多英美的诗，自己觉得就好像跟西方的武士打斗，只有学会他们的一招一式，才能让西方的好东西反过来进入我的诗，成为我写诗艺术的一部分。所以，我认为翻译对诗歌创作很有帮助。
记者：那么您认为这两种语言载体中哪一种在诗歌当中更有力量?
余光中：只能说中文的优点往往是西方语言所没有的，西方语言的若干优点也是中文所没有的。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贾岛的《寻隐者不遇》：“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我在美国教中国文学的时候，直译给很多美国学生听。美国学生听得一头雾水，问我，为什么你们中文每一句话都没有主语?“松下问童子”是谁在问?“言师采药去”又是谁在答?“只在此山中”的人是谁?“云深不知处”是谁不知处?他们显得很迷惑，我说对不起，就把所有主词都填进去了，问他们还喜不喜欢：“我来松下问童子，童子言师采药去。师行只在此山中，云深童子不知处。”我想我们中国读者一定觉得还是五言比较好，改成七言就过于繁琐累赘，人称交代得太清楚，反倒没有韵味了。
中文的美感来源于朦胧和散漫，否则李白那句诗“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就不会这么经典。他把水重复一遍重复得有韵味，没有用代名词。如果变成“抽刀断水它更流，举杯销愁它更愁”，这个味道就是英文的，不是中文。每种语言有独特的表达方式，写中文诗歌要发挥中文的优点，写外文诗歌要发挥外文的优点。
记者：您先后几次赴美，创作上显然受到西方诗歌创作的影响。您曾说自己“笔尖所染，不是希顿克灵的余波，便是泰晤士的河水”。但您诗里也有“但丁、荷马和魏吉的史诗，怎撼动你悲壮的楚辞”。这是您有意识的一种反证吗?您曾说过，相对于西方文化，中华文化更具有弹性。可否说明一下其中的道理?
余光中：我不记得是在哪里讲过这句话，这当然是很主观的意见，应当是在一定的语境下讲的。西方文化也非常多彩多姿。不过，如果要讲弹性的话，我们中华文化最大的弹性，就是以儒家为主，以道家为辅，后来还加上佛家作为调剂。，而在野或者失意的人，倡导出世的道家可以给他们以慰藉。其实在西方也是这样，现在很多西方国家是国家，可是文学艺术绝对不能限制在里，它有时会回到古希腊古罗马的神话传统中去。一个国家的文化有主流有支流，文学艺术往往从支流中吸收更多养分。这就构成了民族文化的弹性，能够允许多种支流共生。对于中华文化来说，就连外国文化也能够变成我们的一条支流。
记者：那么是否可以说是东方和西方的融会贯通成就了您的诗歌艺术?
余光中：我还不敢说融会贯通，只是接触得比较多，写诗的时候就能够作为一张王牌，至少是多了一个筹码。
每个时代都有诗人
记者：与您谈诗，总是无法回避您那首《乡愁》，您也被冠以“乡愁诗人”的美名。其实我们也知道您的诗歌题材非常广泛，绝不仅限于一个“乡愁”的范畴。我们今天想问的是另外一层意思：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地球已经变成“地球村”了，互联网大大拉近了地域之间的距离，而城市化的加快也在消减着“故乡”的概念，在这种新的变化中，人们的乡愁意识会不会越来越淡?
余光中：这也不一定。乡愁的格局有大有小，“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小而亲切；“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大而慷慨。境界有大小，感情则同其深长。当年，我是把个人的乡愁融入于海峡两岸更浩大的乡愁之中。如今，现代人也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乡情结。譬如一个广州人，在外国居住几十年之后回到广州去，心里也会产生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怀。乡愁不一定非得是“去国怀乡”不可。有一天当你回到家乡，看不到以前的熟人了；当你发现故居门前的大树、熟悉的街巷都找不到了，那你会不会感到一种惆怅呢？这不也是乡愁么？所以，我说乡愁不一定是地理上的，也可以是时间上的。老年人会怀念自己的青春时代，工业时代也会怀念农业时代，沧海桑田便有乡愁。
记者：《乡愁》已经入选中学课本，成为教育学生们从小铭记祖国和亲人的教材。说到教材，我们知道您近年来多次呼吁，反对语文课本削减古典诗文。也正如您刚才所说，古典文学是一种养分，对现代文学而言，也可以说是一种乡愁。那么，您作为一直在教书育人的老教师，对于两岸的语文教育有何看法?
余光中：我发现大陆的语文教科书跟台湾有很大的区别。大陆的教科书有三个单元，台湾是两个，只有古文和现代文。你们从小学起到初中高中，多出来的第三个单元就是世界文学。在大陆的课本中，不单有欧美大国的文学作品，还包括日本、第三世界、南美洲、欧洲小国的民族文学。这些国家的民歌、童谣都纳入了国内的教科书，这样学童从小就能接触世界文学，这一点很了不起。在台湾，世界文学大概只会在英文教科书里才出现，而且不多。这个优点我要向台湾很多国文老师介绍。而对于古典，以前台湾的中学国文课本，文言和白话文的比例是65∶35。两千年的古典文学只占65%，一百年的白话文学就占了35%。对新文学来说已经足够重视了，还要再去削减古典诗文的分量……
记者：您的意思是，中国古文和诗词是中国文化的主流，削弱这一方面有些不恰当?
余光中：对。台湾学校的课本原来还有一项中国文化基本教材，教授《论语》《孟子》这些经典。前几年，台湾将它变成选修而不是必修，其实就相当于把它去掉了。有组织呼吁反对教育当局的作为，可是现在也没有完全挽回。很多人都认为古文就是落后保守的象征，其实不然。古人几千年的智慧结晶都凝聚在古文里了。何况古文作为语文表达的工具，自有它的美感和价值，不能轻言抛弃。我相信文言底子比较好的人写文章会更加简练，也会更优美一些。
记者：国内诗坛，好像从来就没有哪个诗人能单纯靠写诗，过上有质量的生活。有人说，靠写诗是活不下去的。您怎么看待当下诗歌的创作困境？诗歌的发展前景是否有些黯淡?
余光中：对于一般的大众，流行歌的歌词已经足以令他们陶醉了，那就是他们的诗歌。另一方面，还有小众的文化界，趣味相投的人会自发聚到一起，阅读一些大众很难接触到的东西。社会越自由，生活越灵活，小众化的现象就会越来越显著。很多人无事的时候会去旅行，也有人会去玩车，总之不读文学。其实这都没有错，这说明人们的生活范围变广了。在我读中学的时候，下了课百无聊赖就读读旧小说，看《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这些爱好都还在文学的范围内。现在不同了，大家的兴趣爱好更多地扩展到文学范围以外，网络也横空出世了。所以，如今诗道并不昂扬。朦胧诗出来的时候，《诗刊》每期能印四五十万份。成都的《星星诗刊》，每期印二十万份，现在印量锐减。另外，现在文学书里面，译著多如繁星，也来抢占中文写作的市场。《哈利波特》来了，《达芬奇密码》来了，来自外部的竞争在台湾、香港同样厉害，这相当于大家都不愿意买国货而去买洋货。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一切也不完全是时代的错。古人并不见得就很满意他们当代的诗人啊，李白诗里讲，“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从建安到盛唐，他觉得这些文学都不够好。其实，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诗荒之叹”，但是每个时代也都产生出自己的诗人。在我看来，当代的诗人们不应该抱怨，要抱怨的话，只能怨自己写得不够好！
会再为深圳写一首诗
记者：近三年中，您两次来到深圳，能否谈谈对这个城市的印象?我们还读过您30多年前，从落马洲眺望深圳所创作的诗歌《独白》，您能不能谈谈当时的背景?
余光中：那时候我正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当时深圳这只大鹏还没有起飞。而我自己怀乡之情郁郁垒垒，望着深圳河的对岸，心里有很多感慨，就写成了一首诗。当时写文章写诗，，。谁知三十年过后，现在又倒过来了，说我是爱国诗人，其实我从不曾改变。《独白》就写在这种情形之下。《独白》这个题目有两层含义，其一是说自言自语，自说自话，其二是说有时候处于孤立的状态，面对众人的围剿，我以独自一人之“白”，来对抗四周之“黑”，就好像屈原那样，有点“世人皆醉我独醒”的意味。
说到深圳，我这是第二次来。第一次是2007年第八届深圳读书月邀请我来演讲，那次我去深圳书城买了好几本书。我觉得深圳对文化非常重视，为了提升文化，请了不同背景的人来演讲，给市民讲述一些不同的观点，非常好。隔开多年，现在再看深圳，可以说是沧桑巨变。深圳是个全新的都市，有许多别具一格的建筑，整座城市洋溢着蓬勃的朝气。我很喜欢这座城市。我想我有机会，会再为深圳写一首诗。（侯军 刘静）
采访结束，余光中与侯军等合影，并签赠诗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