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园项目成果交流和国家公园试点进程分享会”在京召开,绿会代表参加并积极探讨保护工作

2013年11月，，以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和自然文化遗产原真性和完整性；2015年1月，十三部委联合下发《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拉开了我国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序幕；2017年9月，，明确了国家公园的总体定位、体制建设的目标要求、未来发展的核心制度等事项；的报告更明确提出要“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在国家积极推进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过程中，除了相关体制改革研究，社会力量如何积极有效参与、国际经验如何为解决中国问题提供借鉴，也是重要工作。世界自然基金会（瑞士）北京代表处联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及卢克·霍夫曼研究所，于2015年9月启动了“中国国家公园”项目为中国国家公园试点建设提供技术和案例支撑。 经过两年多的探索和实践，该项目在研究和实践等领域取得了诸多重要进展。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项目核心团队的努力下，成果已多次在各类会议上推广，对学者和决策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1月28日，中国绿发会代表参加在京举办的“国家公园项目成果交流和国家公园试点进程分享会”。 这次会议，以项目的成果介绍为引子，在《总体方案》刚刚发布、报告为国家公园“加温”之时，让各方会聚一堂，进行了国家公园项目成果交流和国家公园试点进程分享。

会议的开始，世界自然基金会的王蕾做了“国家公园体制建设总体方案解读”的主题报告，紧接着来自发改委社会发展司彭福伟副司长就介绍了“国家公园体制建设总体方案的形成和关键点”，在谈到“国家公园和周边社区发展”的制度时，彭福伟副司长提到这里面分为两个层面：首先是要明确国家公园和周边社区里面居民生产生活的边界，他举了一些生动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比如不能搞违规建筑、农家乐，相关配套设施建设要征得国家公园管理机构的同意。他反复强调，要实施最严格的保护，不能说划定了国家公园以后，利用的程度反而提高了。第二个是国家公园和周边社区的周边社区，划定了生态红线以后，周边社区的发展必须是合理的，不能红线内里面是森林，外面是水泥。之后彭福伟副司长从立法的角度来谈了谈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国家现在需要起草国家公园法，加快国家公园立法进程。彭福伟副司长的发言完毕后，开放了三个问题，来自武夷山、东北虎国家公园的代表、以及GEI彭奎博士根据彭副司长的发言开始提问并进行互动，在回复中，彭副司长提到明年还有一个具体任务：完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标准。

在彭福伟副司长的精彩报告之后，，从智库的角度来解读国家公园体制。他谈了2个方面：生态文明建设的改革与国家公园试点进展；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领域与国家公园建设。他回顾到：十八大报告的生态文明建设布局中，早已经有了关于国家公园的理念，如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优化国土空间布局等等。

之后来自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中国代表处朱春全博士介绍了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关系。他特别强调，自然保护地体系是一个全球的网络体系，这样才能实现对各个层次的生物多样性的有效保护。同在IUCN的朱春全博士以“哈尼梯田”为例来谈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最根本的是找到一个有效的保护方法。最关键的是要实现“真保护”。

经过10分钟的自由讨论之后，首先由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何思源做了一个简短的关于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研究前沿主题报告开场，之后来自武汉大学法学院的秦天宝教授从法学角度，做了一场“国家公园立法模式的思考”的主题分享。他介绍了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世界多个国家有关国家公园的有关法律，并分享了关于“一园一法”的利弊的思考。然后来自湖北经

济学院的邓毅教授在他的主题报告《国家公园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研究》中，介绍了国家公园资金机制的思考逻辑：用福利经济学和国家公园资金机制框架来思考。并且谈论了关于“国家公园转移支付制度设计”的思考：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必须改革委托代管体制，至少改为“省级政府垂直管理”；将试点区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权同意集中到国家公园来行使；改组改造旅游投资公司，解决整体特许经营和盈利、保护“两张皮”的问题（他举例体现了多方不满意来说明这一点：、旅游者不满意、地方政府也不满意），要把旅游和地方财政这条输血管断掉。大家都不满意，为何不改组？另外还要加大对县市政府和当地居民的生态补偿力度，暂缓地方性法规的立法进程。最后，他建议在做大枷成立一个协会，而不是依托诸如北师大、IUCN等各种各样的单位，要有一个主心骨。

，谈论了关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经验及对国家公园的启示，他从某个湿地的生动案例开始讲，引人入胜。关于农业遗产地如何来保护以及保护和生产生活的边界如何界定，他提到了哈尼梯田、印度尼西亚梯田、云南丽江、某个世界农业遗产的例子来说明主题。他呼吁大家关注“农业文化遗产”这一特殊的类型，内涵非常丰富，他认为国家公园中一部分相信也可以以农业遗产的方式起来管理运行。

在这场分享中，中国绿发会代表印象最深刻的部分，如：法律规定保护区核心区域不能进入，以某个保护区的核心区是稻田为例，可是如果没人进去，那么谁来种田？而且有的保护区的核心区，当地老百姓几千年来都住在那里，后来被划分为保护区，当地土著居民询问如何解决先来后到的问题。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的吴必虎教授谈“如何理解国家公园的游憩与旅游活动？”吴教授就国家公园允许什么样的开发建设活动谈了自己的意见。他说，好的建设，就是一种保护，如苏堤、白堤。所以要去污名化，国家公园里面的游憩与旅游已经获得了合法身份。过度开发，往往是地方政府的责任。

在11月28日下午关于“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研究前沿”的讨论上，一共有五场主题报告。首先是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苏扬博士的分享，他是这个国家公园项目团队的核心成员。他带来的报告主题为《全面理解<总体方案>和报告，准确把握下阶段工作重点》。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那么什么是“主体”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苏扬博士认为，一个是体制，二是重要性和面积。面积要大、类型要全。他展示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说明10个试点区都是处在这35个生物多样性的优先区里面。另外，苏扬还特别以钱江源为例说明一个资源一般的地方可以做成体制的典范（学不了三江源，学得好钱江源）。

之后何思源博士也分享了“生态系统服务途径的国家公园建设-社区作为关键受益人”的主题报告。

来自北京林业大学自然保护区学院魏钰（雷光春老师的博士生）的主题报告《保护地役权制度对建立中国国家公园生态补偿的启示》。在这个座无虚席的分享会上，她分享了自己关于保护地役权的一些思考。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陈尚研究员作了“海洋国家公园选划布局与试点建设必要性”的主旨演讲：呼吁建立海洋国家公园。目前的国家公园试点尚未包括海洋类国家公园。我国的领海面积为300万平方公里；大陆岸线1.8万公里。希望将来大家在介绍我们的保护区的时候不要忘记海洋保护，已经建成各类海洋保护区300多处。他还介绍了选划的方法，包括指标和打分标准，如要考虑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这是第二层级的选划指标）；生态区位的重要性、历史文化价值、紧迫性、可达性和敏感性（放在了第三层级）。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陈尚：我们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时候，其实是在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后代。对此，倡导宏观保护说（MacroConservation）的中国绿发会深表赞同。

：。从两个方面说。他首先从IUCN的分类是否是个实际分类开始说，它是一个理论分类，不是一个实际分类，不能简单跟各国的实践直接对应起来。他只看到过摩洛哥的相关体系是跟IUCN完全对应的；其他国家都没有。各国自然保护地法律体系，是历史积累形成的。很难找到哪个国家一次性制定一部统一的自然保护地法。各国自然保护地的主要路径，主要有两个源头：一个是动物保护的源头，而是国家公园的源头。

11月28日下午，在中国绿发会代表参加的第二场活动“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的建设实践、诉求和对策圆桌讨论会”上，10个国家公园试点中，有7个试点的领导或代表参加了本次国家公园试点进程分享会。其中三江源分享的是“传统智慧与保护地管理”，东北虎豹分享主题为“自然资源资产产权试点下的国家公园建设”，神农架的分享为“多类型、体制的保护地管理机构合并”，长城分享的是“文化与自然遗产的综合管理和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钱江源的分享为“跨行政边界管理与国家公园特色小镇”；湖南南山的主题为“国家公园规划与企业退出、社区绿色发展机制”。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的建设实践、诉求和对策圆桌讨论会”上，针对钱江源的分享的一场互动和讨论：范大勇：如果你们红外相机要做这种尝试的话，建议建立一个科学的监测体系，也就是要充分的应用数据；比如各种动物的数量多少、状态如何？南方大型动物已经很少了，中小型动物个体识别很难。如果不能识别，将来你们这些数据的保管和使用呢都成问题。建议你们是使用好这些监测数据，实现检测的目标。钱江源的代表：我的专业性不足以回答这个问题，这里主要汇报2点：一是年内要实现全面的网格化检测，。这个数据呢，以钱江源为例，被收录SCI的论文有上百篇；我们的希望是，要接下来去抓紧做保护合作的方案。前段时间我们发现了一篇原始林发现了黑熊，在数据利用和保护方案方面，有一个长期积淀的问题是，研究团队、访客形成的情绪足迹，对我们保护也希望有成效。范大勇：一个建议，可以尝试二维化的照片三维化，可以获得很多的特征识别。未来将很有用。

11月28日下午，来自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代表进行了主题分享“传统智慧与保护地管理”。他说中国特色的自然保护地该怎么管？有几个要求：一是由一个部门来管理；一个规划；一套法规标准（《三江源国家公园条例》）。他还谈到各种来源的资金的整合问题（已完成多半），管理全责边界要清晰的问题，以及怎样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问题（包括政府购买就业岗位等途径）。

在青海省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田俊量副局长做完精彩分享之后，来自湖北经济学院的邓毅教授、北京大学吴必虎教授在这个国家公园试点圆桌会议上，就“双重任职”的问题与田局长进行了探讨：有多少国家公园的领导是当地政府官员双重任职呢？利弊如何？北京林业大学保护区学院雷光春教授问过去的围栏怎样处理的，合理利用区、严格保护区是怎样划分的，以及传统放牧的方式的转变等等。田局长进行了回答。

28日上午，，针对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试点工作，建议应纳入生物多样性部分，并且将其视为核心组成部分。货币化计量难于表述清楚，应建立综合性描述指标进行衡量，有助于此项工作落实。

报告指出要“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未来完善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也应该是开放式，以国家公园为主导，各类保护地包括社会组织建立的保护体系（如绿会“中华保护地”）为辅助和补充，全社会形成合力共同推动保护工作。

文/中国绿发会-绿援处 核/绿宣  编/Angel